设在省民政厅的湖南省赈灾募捐办公室内，工作人员正在核对捐款数额。他们将所有的接受社会的捐款全部上网公布，实现信息公开透明。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5•12”汶川大地震，见证了中华民族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勇气，更考量着刚刚实施11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舆论普遍认为，这次抗震救灾之所以全国空前动员、迅速高效、有条不紊，除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科学决策，人民子弟兵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等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权威部门一开始就做到灾情公开。信息及时公开、畅达，释放出惊人能量，成为抗震救灾的利器，赢得老百姓和国际社会满堂喝彩。

　　信息及时公开，谣言不攻自破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始终贯穿了这些原则，使之成为抗震救灾的强有力武器。

　　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社会学法学所所长方向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无法封锁。政府权威部门的信息必须和谣言赛跑，迅速阻击谣言和流言的传播。其公开速度越快，谣言和流言传播的空间越有限，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越小。

　　灾情突发时，政府及时公开信息是稳人心、保稳定的一剂强心针。汶川地震发生不到10分钟，国家地震局就通过新华社向社会发布消息，及时公布震情。甘肃、广西、河南等有明显震感省份的地震局，也立即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向公众发布震情，告诉大家不要恐慌。公众获得权威部门信息后，很快消除紧张心理，生活、工作秩序井然。

　　灾害发生时，信息公开是应对流言和谣言的利器。汶川县发生地震，我省各地有强烈震感。针对社会上关于湖南会发生地震的传言，湖南省地震局在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预案，全省16个地震台站24小时实施监控，省地震局副局长燕为民向市民解释：“地震的震波在3000多公里外的地区都能感应到，湖南高层建筑普遍有震感，但不会造成危害。”继而表示，根据历史资料和目前监控情况来看，湖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如果汶川发生强余震，对湖南也不会造成大的破坏。群众不必惊慌，可以正常工作、学习、生活。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这场地震并未对我省造成任何实质性破坏。不少长沙市民事后谈到，汶川地震发生当天，他们有明显震感，担心长沙也会发生地震，正焦虑不安之际，省地震局专家出来辟谣，使他们放下了悬着的心。

　　汶川地震发生后，北京有发生余震的传言，上海也有沪浙交界处发生5.7级地震的谣传。对此，国家地震局立即在网上辟谣，用翔实依据告诉民众不必恐慌，以最快速度阻止了谣言扩散。

　　信息公开是沟通政府和民意的桥梁

　　《条例》明确，行政机关对下列4类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

　　长沙大学法管系副主任、教授张胜先认为，信息公开是沟通政府和民意的纽带和桥梁。这次抗震救灾工作之所以能获得全民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和积极参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权威部门从一开始就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及时披露灾情和救灾的应急措施。危急时刻，信息公开释放出巨大力量：极高的透明度为应急救灾赢得宝贵时间，为科学制订救灾应急方案提供先决条件，保证了灾区群众、志愿者以及国际社会的主动参与和与政府的积极配合。这次抗震救灾中，政府及时公开了3类信息：一是震害发展情况，因为民众最关心的是余震还会不会发生，在什么范围内发生。二是震区人员伤亡情况和财产损失情况，因为有很多非震区的人们一直在关注亲友的安危。三是震区人民最需要什么，这类信息对救灾工作相当重要。一开始，人们为灾区捐了很多食物和款物，政府部门及时发布信息，告知民众，震后大雨连绵的灾区帐篷非常短缺，全国生产帐篷的厂家于是连夜生产、紧急驰援。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徐涤宇认为，信息不公开、不畅通是救灾抢险之大敌。漠视群众的知情权，阻碍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正常沟通，会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和权威的丧失。灾情不会因及时公开而变得更加严重，而只会使我们争取到更多救灾时间和机会，从而在抗灾救灾中更理性、更从容。

　　“透明政府”依然任重道远

　　推行政府信息公开是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类似的“意义”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的政府又往往“透明”不起来。

　　5月5日，《条例》正式实施仅仅4天，由于向县政府申请公开有关政府部门的调查材料遭到拒绝，汝城县黄由俭、邓柏松等5位市民将一份行政起诉状寄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汝城县人民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法院责令汝城县人民政府公开相关政府信息。这是全国首例市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的行政诉讼案。

　　长沙市开福区政府一名负责同志谈到，从今年初的特大冰雪灾害和这次汶川大地震来看，政府信息公开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此案件让政府在推行信息公开过程中，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对进一步建设透明政府、阳光政府具有促进作用。

　　但这位负责同志也坦言，受传统观念干扰，信息公开在很多时候会遭遇“肠梗阻”。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有可能走过场，在信息公开过程中“犹抱琵琶”。有的可能对信息断章取义，搞“缩水公开”、“暗箱操作”。

　　记者在采访中就了解到，一些地方行政机关还没有为政府信息公开做好充分的准备，许多配套工作还没来得及做好，比如各类政府信息的收集整理、负责此项工作干部的培训、政府信息公布平台的搭建等。还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到底该公布哪些信息，各地没有统一的标准。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虽然有3个条款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责任，但在责任追究上却过于粗疏，因此亟须建立一个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并细化有关标准。

　　由此可见，政府信息公开不因一纸条例而自动生成，“透明政府”还任重道远。（何淼玲）